司法要抵御外界压力，需顺应时代的高科技潮流，将司法公开做彻底；需顺应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趋势，将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查到位。

　　7月25日，《人民日报》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四起典型案例为题材报道了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归纳出司法要排除舆论压力、确保公正判决的核心观点。报道梳理了近年来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金华吴俊东案等在当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对法院判决负面评价较多的案例，再次强调法官审理案件，应当依据证据和法律作出自己的判断，排除社会舆论的压力。

　　司法权在行使过程中面临多渠道压力的问题，是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界的老话题。学理上探讨的是司法权在国家公权力体系中的定位以及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问题，实践中法官更关心办理案件如何才能不受外界不当干预。

　　在理想模式下，司法权的抗压性其实并不是一个问题。以审判权为核心的司法权，具有授权来源统一、行使主体专属、权力界域广泛等不同于其他公权力的特殊属性。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地方法院是代表中央政权在各地行使审判权的机关，并非地方的法院。除了少量的司法解释外，司法权基本来自国家制定法的授权，以法律内容的界限作为司法权行使的界限，没有行政权那么广阔的自由裁量幅度和主动程度，且行使方式受到国家程序法治的高度约束，法定程序以外的司法权行使方式均属无效。司法权又是判断权，依据证据和法律进行客观判断，不会出现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结果。因此，在这么一系列特性限制下，司法权本应独立依法行使，社会舆论等外界影响不会动摇司法权的行使结果。

　　但实践中，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还处于法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来说，司法权的行使却较多地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案件审理未开始媒体就可能发表带有倾向性意见的报道、案件判决结果未出炉就有利益相关方以信访等形式向法院施加压力、判决结果未达当事人预期就在媒体及网络平台上发表诋毁性言论等。司法权从行使前阶段直到裁决后，全程都可能受到来自社会舆论为主的影响，让法官等司法权行使主体倍感压力，最终导致司法权威受损、司法公信力下降。

　　司法究竟应如何抵御外界压力？

　　从长远看，司法抗压问题将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存在。在一个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社会纠纷交织庞杂的现代社会，判断是非、衡平利益的司法权自然将长期处于社会高度关注的中心位置。既然压力的主要形成原因来自于公众对司法权运行和裁决结果形成过程的关注，那么因势利导，完善司法权行使机制就成了司法抗压的中心观点。

　　顺应信息时代的高科技潮流，将司法公开做彻底。有关注就产生了关注渠道和形式问题。虽然我国三大诉讼法早就将依法公开审判写入法律条文，但囿于技术条件和思维局限，过去的审判公开仅仅限于在庭审的有限时空里实现，裁判文书也仅对案件当事人及关联主体送达，普通群众接触不易。近来，全国法院系统相继建立了庭审公开网络和裁判文书网，社会公众足不出户就可以通过网络视频“旁听”庭审、下载裁判文书。将司法公开的老话题加入信息化的新思维，才能真正彻底做到全方位公开，彻底满足社会意图了解司法、见证司法的心理需求。通过眼见为实，质疑自然就消弭于无形，压力也就小了许多。

　　顺应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趋势，将依法独立行使审判长走到位。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总体目标就是要破除司法权行政化倾向严重、受制于地方权力体系以及不能完全做到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难题。司法权是将法律具体实现的权力。在实现法律内容的过程中，永远会存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平衡。若能两者兼顾，当然皆大欢喜，但更多时候面临的是对二者的价值再取舍。从法治国家正常规律看，当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无法兼顾时，作为司法权主体的法官，就应该毫无迟疑地将法律效果置于执法办案的首位。因为从法理上看，法律本质上也是经过专门程序凝结的民意，是民意最高程度、最抽象化的展现。法律效果就是最根本意义上的社会效果。因此，这种价值取舍思路就要求法官在审判中应严格依照合议庭采纳的证据查明事实，并依据法律、司法解释准确进行裁断。唯有如此，虽可能也会伴随着社会舆论的个别质疑，但因自己是严格依法办案、问心无愧，就有了抵抗外界压力的最坚实基础。

　　在法治发展的道路上，压力无处不在、干预也防不胜防。司法权要真正实现依法独立行使，完全依靠自身精当的业务素质赢得社会公信，除了要在司法公开、审判质量上下功夫外，还要紧紧抓住审理社会高度关注的典型、重大、疑难案件的机会，旗帜鲜明坚持依法作出的司法判决，即使面对社会舆论的质疑也毫不动摇，坚定支持裁判结果，不因舆论压力过大就在上诉审或者再审程序中违心改变审判结果。里程碑式的个案，是法治进路的奠基石。只有通过秉公处理具体个案的宣示性作用，才会真正把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注入社会公众的内心，孕育出支持、信赖、服从司法裁判的社会氛围。

　　本文出自：人民法院报